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1922年7月16日至23日在上海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有陈独秀、李达、张国焘、邓中夏、蔡和森、向警予、高君宇、张太雷等12人，代表着195名党员。大会通过了《世界大势与中国共产党》、《民主的联合战线》、《中国共产党章程》等决议案，发表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该宣言分析了国内外经济政治形势，阐明了中国的社会性质、革命性质、革命对象和动力，制定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政党”。它的最高纲领是“要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宣言同时指出：在现阶段历史条件下，党的奋斗目标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立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民主共和国”。这是党的最低纲领，也就是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纲领。大会提出：为实现反帝反军阀的革命目标，必须组成“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大会选举了中央执行委员会，陈独秀被选为委员长;决定出版党的机关刊物《向导》周报，蔡和森任主编。党的二大，初步解决了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在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纲领，为中国人民指明了现阶段革命斗争的任务和方向。但大会没有明确提出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地位，也没有提出武装夺取政权和土地革命纲领来，这是它的不足之处。

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蔡和森、张国焘、瞿秋白、张太雷、邓中夏、向警予等30多名代表到会，代表着420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参加了大会。会议主题是讨论国共合作问题。会议接受了共产国际《关于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关系的决议》。决定保持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组织上独立性的前提下，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指明加入国民党的目的是扩大国民党的组织，推动国民党的革新，“改组国民党为左翼的政党”。为此，与会的多数代表着重批评了张国焘怀疑国共合作，不赞成共产党员和产业工人加入国民党的错误意见;也不同意马林、陈独秀提出的“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的右倾观点。大会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以及劳动运动、农民运动、青年运动、妇女运动等决议案，发表了宣言，改选了中央执行委员会，由陈独秀、毛泽东、蔡和森、谭平山、罗章龙5人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为委员长，毛泽东任秘书。中共三大明确了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目的，正确制定了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和政策。它对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形成，国民党的改组，国民党的发展和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壮大，都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然而，这次大会对于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权、农民的土地问题，以及革命军队的问题，都没有提出或作出明确的决定。这些不足之处，反映党还处在缺乏经验的幼年时期。

1925年1月11日至22日在上海举行。出席代表20人，代表全国党员994人。大会中心议题是如何加强对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的领导和迎接革命高潮的准备工作。大会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在民族革命运动中的地位，明确提出了民主革命中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和农民同盟军问题。大会通过了关于民族革命运动，职工运动，农民运动，青年运动，妇女运动，宣传工作等决议案。大会总结了国共合作一年来的经验教训，批评了“左”和右的两种错误倾向，确定了帮助和扩大国民党左派，批评和争取中间派，反对右派的方针，为巩固和发展革命统一战线规定了正确的路线和政策。大会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陈独秀为总书记。中共“四大”为迎接全国革命高潮的到来，作了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在武汉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有：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毛泽东等80人，代表着57900多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罗易、鲍罗廷、维经斯基参加了大会。国民党代表徐谦、孙科、谭延闿等也应邀出席。陈独秀主持开幕式。

中国共产党在“四大”以后进一步加强了对工农革命运动的领导，工人运动出现了新高潮，农民运动迅猛发展，推动着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这就严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蒋介石篡夺了国民党的党、政、军大权后，他一面勾结帝国主义，一面大力镇压工农运动，终于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革命群众、共产党员和工人领袖，从而破坏国共合作，使得国民革命进入了紧急时期;在党内，陈独秀的右倾观点逐步发展成为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并在全党占据了统治地位。就在这革命与反革命进行着激烈搏斗的紧急时刻，在大革命发展的紧要关头，为了挽救革命，指出中国革命今后发展的前途和确定我党当前紧急时期的方针和政策，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了。

大会第一项议程是，陈独秀代表中央委员会作《政治与组织的报告》。这个报告明显地表现出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他认为对中山舰事件所采取的妥协退让政策是正确的。关于上海工人举行武装起义，他认为是错误的，是“不懂得革命的方法”。他认为，土地革命的深入会影响北伐战争的发展，提出了等打倒新旧军阀之后再来进行土地革命的主张。报告中还提出了“向西北去”的逃跑主义理论。许多代表对报告不满，签名发言者38人。任弼时、瞿秋白等对陈独秀的右倾主张以及以往指导工作中的右倾错误，提出了尖锐的指责。毛泽东向大会提出迅速开展土地革命、大力武装农民、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提案，遭到陈独秀的拒绝，未被通过。

大会的第二项议程是，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罗易作了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报告。大会通过了接受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土地问题、职工运动等决议案。

大会的最后一项议程是，选举中央委员会。由于陈独秀对他的错误作了一些检讨，并且表示接受大家的批评，拥护大会的决议案，所以仍被选进中央领导机关。陈独秀、蔡和森、李维汉、李立三、瞿秋白、张国焘、刘少奇等29人当选为中央委员。毛泽东、陈潭秋、陆沉等11人为候补中央委员。在随后举行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选举陈独秀、蔡和森、李立三、李维汉、瞿秋白、谭平山、张国焘7人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瞿秋白为政治局常委，周恩来为秘书长，陈独秀为总书记。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虽然批评了以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在指导上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通过了一些与陈独秀等人右倾纲领相对立的决议案，提出了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但是，大会对于当时夺取革命领导权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均没有作出切合实际的回答。大会所通过的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是很不彻底的，并不能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大会仍选举陈独秀担任党中央的总书记，这表明，当时我党多数同志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还不高，还划不清马克思主义和机会主义的界限，对于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危害性还缺乏深刻的认识。所以，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实际上没有解决任何问题。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在莫斯科举行。这次会议是在第一次国内战争失败以后的历史转折关头，党内一度发生过的“左”倾盲动主义基本结束之后，在共产国际的协助下召开的。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84人，候补代表34人，代表全国13万多名党员。向忠发主持大会并致开幕词，瞿秋白作了《中国革命与共产党》的报告，周恩来作了关于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的报告。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政治决议案》及土地问题、农民问题、职工运动问题、军事问题和苏维埃政权的组织问题等决议案，并修改了党章。会议总结了过去斗争的经验教训，清算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同时批判了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会议《决议案》指出，大革命失败后，中国社会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革命的性质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当时革命的形势是处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间的低潮时期，党的任务和策略不是进攻、组织起义，而是争取群众准备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为适应这一革命形势，大会制定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民主政权等十大纲领。大会选举产生了由23名中央委员、13名中央候补委员组成的中央委员会。在六大后召开的六届一中全会上，选举向忠发、周恩来、苏兆征、瞿秋白、项英、张国焘、蔡和森七人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在7月20日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上向忠发被选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席，周恩来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秘书长。中共六大的路线基本是正确的，对革命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大会也有缺点，对中间阶级的两面性和反动势力内部的矛盾缺乏正确的估计和适当的对策，对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等问题认识不足。在组织上过分强调工人成份，降低了党的领导水平。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在延安举行。大会正式代表547人，候补代表208人，代表121万党员。

1945年4月，正是抗日战争即将胜利的前夜。当时，国际上正值德国法西斯面临彻底覆灭之时。全世界的人民民主势力和中国人民的革命力量空前地强大起来;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力量大大削弱。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的条件比以往更加具备了。但是，蒋介石国民党在美帝国主义的扶植下，坚持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封建买办的法西斯专政，反对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积极推行反共反人民的政策，并准备发动反人民内战，夺取抗战胜利果实。因此，在中国人民面前摆着光明和黑暗的两个前途，光明和黑暗的两种中国之命运。在这样的背景下，召开党的“七大”，其任务就是要用全力去争取光明的前途和光明的命运。大会选出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林伯渠、彭德怀、康生、陈云、陈毅、贺龙、徐向前、高岗、张闻天、彭真等15人为主席团，任弼时为大会秘书长，李富春为副秘书长。

大会的议事日程有四项：毛泽东作政治报告，朱德作军事报告，刘少奇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周恩来、任弼时、林伯渠等同志在大会上作重要讲话。

大会的主要内容是：一、正确地分析了形势，指出抗战的前途和任务。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中科学地分析了形势，指出以苏联为主力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世界将走向进步，决不是走向反动。”关于国内形势，毛泽东指出，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将近8年的抗日战争，得到了很大锻炼，不但有很高的觉悟，而且有强大的解放区。在中国人民面前，也还存在着强大的民族敌人和国民党反动派。因此，光明和黑暗两个前途都存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任务，就是用全力去争取光明的前途。二、确定了党的政治路线和具体政策。大会根据毛泽东的政治报告，正确地规定了党的政治路线：“这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这条路线的基本点是：废止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建立民主联合政府;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加强党的领导，发扬党的优良作风。三、制定了人民军事路线的完整体系。其基本点是：人民军队，这支军队具备了民族的、人民的、民主的特点;人民战争，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四、规定了正确的建党路线，提出党在组织上的任务。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章》和刘少奇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建党思想和我党长期的建党经验，规定了正确的建党路线：“首先着重在思想上、政治上进行建设，同时也在组织上进行建设”。在新党章的总纲中，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反对任何教条主义的或经验主义的偏向”。对党的组织路线、组织原则和干部问题等都进行了科学的阐述。五、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委员会，由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等44名正式中央委员和廖承志、王稼祥、黄克诚等33名候补中央委员组成。

七届一中全会上，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书记处书记。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陈云、康生、高岗、彭真、董必武、林伯渠、洛甫、彭德怀13人为政治局委员。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主席与中央书记处主席。党的七大是一次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它正确地总结了我党领导中国革命的斗争经验，制定了党的路线，确定了以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使全党达到了空前的巩固和团结一致，引导全党取得了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为后来人民民主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巩固的基础。

1956年9月15日至27日在北京举行。1026名正式代表、107名候补代表出席了会议，代表全国1073万党员，50多个国家党的代表团和我国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应邀列席了大会。大会是在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我国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的形势下召开的。在8月30日召开的预备会上，毛泽东作了《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的讲话，提出大会的目的和任务，是总结七大以来的经验，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而奋斗。会上，毛泽东致开幕词，刘少奇作《政治报告》、邓小平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周恩来作《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议的报告》。这次大会正确地分析了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指明国内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和人民今后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尽快地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大会坚持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确定要继续加强人民民主专政，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大会着重提出执政党的建设问题，强调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发展党内民主，反对个人崇拜和个人专断。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章程》、《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和《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1962年)的建议，同时选出了第八届中央委员97名，候补中央委员73名，组成党的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在党的组织机构上，成立了中央书记处。“八大”的路线是正确的。但是，由于当时对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准备不足，“八大”提出的路线和许多正确意见没有能够在实践中坚持下去。“八大”以后，我们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许多成就，同时也遭到了严重挫折。

1969年4月1日至24日在北京召开。出席这次大会的代表1512人，代表全国2200万党员。这次大会是在党遭受“文化大革命”的严重破坏，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尚未建立，绝大多数党员还没有恢复组织生活的极不正常的情况下召开的。出席大会的代表，也不是由各级党组织逐级选举产生，而是在所谓“民主协商”，听取“群众的意见”之后“推选”出来的。大会的议程是：毛泽东主持大会开幕式;林彪代表党中央作政治报告;修改中国共产党章程;选举党的中央委员会。林彪的政治报告中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为核心，论述了“文化大革命的准备”、“文化大革命的过程”，肯定了“文化大革命”的所谓经验。党的“九大”通过了林彪的政治报告，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进一步合法化。大会通过了新的党章，对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基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了歪曲的阐述;片面地规定了党的性质和任务，砍掉了党员的权利;并违背党的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的原则，把林彪作为“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写入总纲;取消了新党员的预备期，从而为一些造反起家的阴谋分子、野心家“突击”混入党内掌权，大开方便之门。大会选举了第九届中央委员会。选出中央委员170人，候补中央委员109人。其中原八届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只有53人，不到总人数的五分之一。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一批骨干和亲信进入了中央委员会。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文化大革命”的特殊历史条件下召开的一次带有特殊性质的代表大会。会议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左”倾错误理论指导下，自始至终笼罩着强烈的个人崇拜和“左”倾狂热气氛，不允许任何稍有不同的意见发表，因此不可能有任何正常的讨论和研究。大会选举的结果，把不少久经考验的有威望的革命老同志排除在党的中央委员会之外，林彪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陈伯达、康生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江青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进一步加强了林彪、江青等反革命集团在党中央的地位。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错误的。

1973年8月24日至28日在北京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1249人，代表全国2800万党员。毛泽东主持大会。大会议程有：周恩来代表中央委员会作由毛泽东主持起草的政治报告;王洪文代表党中央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并向大会提出《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选举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这次大会是在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后召开的。林彪事件的发生，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失败。但由于江青、张春桥等人的干扰破坏，大会不可能从根本上真正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报告虽然批判了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罪行，但仍然肯定九大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是正确的，肯定“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是正确的。大会通过王洪文作的修改党章的报告。修改后的《党章》虽然删去了关于林彪地位的规定，但在新的党章“总纲”中，仍然重申：“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政治大革命。”并且规定：“这样的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大会还要求全党，“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大会选出中央委员195人，候补中央委员124人。在30日召开的十届一中全会上，毛泽东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当选为副主席。张春桥当选为政治局常委，江青、姚文元当选为政治局委员。此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中央政治局中结成了“四人帮”，江青反革命集团在中央领导机构中更加增强了势力。十大的筹备和召开是十分仓促和草率的。虽然粉碎了林彪反革命集团，但对参与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活动的人和事尚未彻底查清，特别是同林彪集团互相勾结的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一伙仍在台上掌管着全党的组织、宣传大权，主宰一切。更为严重的是紧跟林彪、江青一伙，靠造反起家的王洪文又被选作“接班人”调到中央，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并参加工作，还被任命为中央党章修改小组负责人、十大选举准备委员会主任，张春桥、姚文元两个反革命文痞成了十大文件的起草人。他们确定中央领导机构的人选，主持大会秘书处工作，这样的党的代表大会，只能是延续九大的“左”倾错误，其方向路线必然是错误的。

1977年8月12日至18日在北京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1510人，代表全国3500多万党员。华国锋主持大会。大会的议程是：华国锋代表中共中央作政治报告;叶剑英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选举中央委员会。邓小平致闭幕词。这次大会是我们党在取得粉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帮”反党集团的伟大胜利的情况下召开的。

华国锋代表党中央作的《政治报告》的主要内容是：一、总结了同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批判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炮制的反革命谬论，揭发了他们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阴谋;宣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结束。二、继续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提出：“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结束，决不是阶级斗争的结束，决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结束。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始终存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这种斗争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三、在干部问题上，强调三个正确对待，即“受过审查的同志，一定要注意正确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四、重申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新时期党的根本任务，并提出了八项“抓纲治国”的任务。还提出，要使党中央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今年初见成效，三年内大见成效。

叶剑英在《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强调指出，我们党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才能保持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在本世纪内，党要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把我国建设成为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要坚持民主集中制，保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等。

邓小平在闭幕词中强调指出：我们一定要恢复和发扬毛主席为我们党树立的群众路线、实事求是、批评和自我批评，以及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服务。恢复和发扬毛主席为我们党树立的民主集中制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在全党、全军、全国努力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

大会通过了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通过了新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和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

大会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了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选出中央委员201人，候补中央委员132人。这次大会在揭批“四人帮”和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方面起了积极作用。但是，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和华国锋的错误影响，这次大会没有能够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政策和口号，反而加以肯定。华国锋在《政治报告》中把粉碎“四人帮”说成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又一个伟大胜利”，认为指导“文化大革命”的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成果”。报告根本没有提到党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严重“左”倾错误，认定“四人帮”推行的是一条所谓“极右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因此提出党面临的任务是“反右”而不是纠“左”。在经济建设上，重犯了高指标、新冒进的“左”倾错误。

这次大会通过的党章虽然对十大的党章作了许多修改，增加了不少正确的内容，但还保留了九大、十大党章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等错误提法。因此，党的十一大没有能从党的指导思想上完成拨乱反正的任务。

1982年9月1日至11日在北京隆重举行。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1545名，候补代表149名，代表全国39，657，212名党员。从党的十一大以来，特别是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党中央正确领导下，经过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艰苦努力，我党在指导思想上完成了拨乱反正的重大胜利，实现了历史性的伟大转变。在新的历史时期，党必须对粉碎“四人帮”以来历史性的胜利进行全面的总结，以进一步肃清十年内乱所遗留的消极后果，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确定继续前进的正确道路、战略目标和方针政策。因而召开了十二大。邓小平主持开幕式，并致开幕词。阐明这次代表大会的重要历史地位、任务和指导思想;强调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胡耀邦作了题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报告。报告总结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各条战线取得的重大成就，宣告自粉碎“四人帮”以来开始的历史性的转变已经胜利实现。提出了党在新时期的总任务是：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报告提出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宏伟纲领。叶剑英、陈云在大会上讲了话。大会通过决议，批准胡耀邦的报告，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章程》;选举了中央委员会、中央顾问委员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李先念致闭幕词。大会选出中央委员210名，候补中央委员138名;选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172名;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132名。12日，十二届一中全会选出中央领导机构。选出中央政治局委员25名，政治局候补委员3名;政治局常委有：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为胡耀邦;中央书记处书记9名，书记处候补书记2名;决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为邓小平;中顾委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邓小平为主任;中纪委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陈云为第一书记。十二大选出新的中央领导机构实现了新老交替，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提供了可靠的组织保证。十二大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它标志着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科学高度。

1987年10月25日至11月1日在北京举行。大会正式代表1936名，代表着4600余万党员。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进一步加快和深化改革。赵紫阳向大会作题为《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报告。报告首先概述了我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九年间的历史性成就和国家面貌的深刻变化;着重指出，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个论断包含两层含义：一是，我国社会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道路。二是，我国的社会主义还处在初级阶段，我们必须从这个实际出发，而绝不能超越这个阶段。正确认识我国现在所处的历史阶段，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首要问题，是解决当前一切问题的根本立足点。党在这一时期的基本路线是：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报告提出了我国经济建设的战略部署，论述了政治体制改革。指出其长远目标是建立高度民主、法制完备、富有效率、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的近期目标，是建立利于提高效率、增强活力和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的领导体制。改革的关键首先是党政分开，同时进一步下放权力，改革政府工作机构和干部人事制度。在改革开放中要加强党的建设。大会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采取差额选举的办法，选出中央委员175人，候补中央委员110人。在干部年轻化、知识化和党内民主化方面又跨进了一步。大会还选举产生了由200人组成的中顾委和由69人组成的中纪委。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上选举产生了中央日常领导机构：中央政治局委员17人，政治局候补委员1人，政治局常委是赵紫阳、李鹏、乔石、胡启立、姚依林5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赵紫阳。中央书记处书记4人，候补书记1人。全会决定，邓小平为中央军委主席。全会批准陈云为中顾委主任;乔石为中纪委书记。党的十三大是一个全面系统地加快改革和开放的大会。它将作为改革、开放、民主、团结的大会而载入党的史册。

1992年10月12日至18日在北京举行。大会是在我国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的新形势下召开的。江泽民代表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会作题为《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的报告。报告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十四年的基本实践和基本经验作了系统的、深刻的总结，对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作了精辟的阐述，科学地分析了国内外形势，指明了90年代加快改革开放、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奋斗目标，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及加强党的建设和改善党的领导的任务。大会讨论并通过了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的决议，认为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写进党章，对于统一全党的思想和行动，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大会依次通过了关于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会报告的决议、关于中央顾问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关于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并对他们的工作表示满意。大会同意关于不再设立中央顾问委员会的建议，并向中央顾问委员会和老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大会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大会强调指出，为适应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的新形势，必须用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武装全党。大会号召全党同志，要在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下，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为夺取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而奋斗。

1997年9月12日至18日在北京举行。江泽民代表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了题为《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的报告。报告着重阐述了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指出，在当代中国，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的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不动摇，就是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不动摇。报告提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强调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报告还指出，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大会通过了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的决议，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并载入党章，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会议还通过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工作报告，选举了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2003年11月8日至14日在北京召开。这次大会是我党在21世纪召开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也是我党在开始实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第三步部署的新形势下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代表大会。大会的主题是：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继往开来，与时俱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而奋斗。江泽民在大会上代表第十五届中央委员会作了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报告。报告对过去五年的工作和十三年来的基本实践和基本经验作了系统和深刻的总结;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了精辟的论述，阐述了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以及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文化建设和文化体制改革、国防建设、“一国两制”和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国际形势和对外工作、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等等问题。大会批准了江泽民代表第十五届中央委员会所作的报告。认为报告深刻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在新世纪坚持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实现什么目标等重大问题，对我国改革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了全面的部署，是我们党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新世纪新阶段继续奋勇前进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大会通过了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的决议，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确立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并载入党章，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会议还通过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工作报告，选举了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2007年10月15日—21日在北京举行。中国共产党在我国改革发展关键阶段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代表大会。大会的主题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继续解放思想，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胡锦涛代表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题为《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的报告。报告阐明大会主题。科学回答了党在改革开放关键阶段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朝着什么样的发展目标继续前进等重大问题。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旗帜。大会对继续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作出了全面部署，对推动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出了明确要求。大会通过关于十六届中央委员会报告的决议;审查、通过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审议并一致通过十六届中央委员会提出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的决议。大会把科学发展观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道写入《中国共产党党章》。大会选举了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22日十七届一中全会选举胡锦涛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于2012年11月8日在北京召开。中央确定，党的十八大代表名额共2270名，由全国40个选举单位选举产生。2012年11月8日9:00在人民大会堂大礼堂举行。大会选举了新一届的中共中央领导层，包括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候补委员、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在之后召开的中央委员会上选举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中央书记处、中共中央军委等。2012年11月14日12时许，在人民大会堂胜利闭幕。大会的秘书长为习近平，副秘书长为刘云山、李源潮、栗战书。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于2017年10月18日至10月24日在北京召开。习近平代表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了题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报告。大会通过了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的决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写入党章。这次大会的主题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党的十九大，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承担着谋划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深入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任务，事关党和国家事业继往开来，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前途命运，事关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大会选举产生新一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国共产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会于10月24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